青藏公路 开拓者和梦想者的“朝圣”之路

不高兴

在青藏高原蓝天白云的召唤下，开拓者与梦想者们沿着青藏公路开始了他们的“朝圣”之旅。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会不时地发生猛烈碰撞，然而，就在这条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铺就的道路上，我们依然能看到坚定的眼神、灿烂的笑容和憧憬的目光。


青藏高原之于我，是一个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梦。蓝天、白云、雪山、草地等曾入梦，而且是那种十全十美、容不得半点瑕疵在里面的梦。

2000年的8月底，我终于有了穿越青藏高原的机会。在近10天的时间里，我们穿行在全长达2147公里的青藏公路上。从西宁至拉萨，青藏公路犹如一条黑色的丝带，蜿蜒在青藏高原这块神秘、美丽的土地上，将一路的风光、一路的故事串在了一起。
路修到了格尔木，有人问慕将军：格尔木在哪儿？将军便找了块木板往地上一插，说了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格尔木就在这儿！
也许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北京还是闷热难耐的时候，青海的天气早晚已颇具凉意，天也高远得多。而更令人心醉的是那洁白如玉的云彩，纯洁得让你直想伸手扯下一块来带走。

日月山上，日亭、月亭相对而望，将一个壮丽、哀怨的千古绝唱告诉给来来往往的路人。当年，文成公主以大唐公主的身份，以一介女子之躯远赴吐蕃，肩负和亲之大任，单是这份勇气，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青藏公路当年的交通远不如今天便利，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文成公主一行风餐露宿、披雪淋雨，遍尝了行路的艰难。

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竟还没有一条公路。那时由内地运往西藏的茶叶、瓷器、绸缎和日用品等物资，要从四川的雅安、青海的西宁和云南的大理通过崎岖山路以牦牛、骆驼驮运，往返一次往往需一年之久。1951年，国家曾动用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骆驼、即由40000多峰骆驼组成的大型驼队向西藏长途运输物资。由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以致于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留下12头骆驼的尸体。

今天，在川藏、新藏、滇藏、青藏四条从陆路进入西藏的路线中，青藏公路已成为最好的一条。沿青海湖向前，行驶在这如黑丝绸般伸向远方的公路上，我想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感谢一个人，一个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人——慕生忠将军。

“青藏公路”之名最早始见于1942年5月蒋介石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批示，其中有“为抗战需要，令修青藏公路”的字样。那时的所谓青藏公路，起于西宁，止于玉树结古，连西藏界都没到。1944年９月底，公路全线（西宁至结古）872公里修通。之后，由于抗战胜利、财力不济、高原冻土地带施工技术问题无法解决、许多地段的工程不合标准，试通车后从未正式行驶过汽车。加之时间流逝、风雪侵蚀、雨水冲刷，公路的许多地段经水毁、风蚀，破坏殆尽，成了一条名不副实的青藏公路。

1949年9月青海解放，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组织了一支近6000人的筑路队伍，在短时间内，抢修通西宁至黄河沿段，保证了汽车通行，后经多次改建，并改称为青康公路。1950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积极修复1946—1947年修筑的青康公路西宁至格尔木路段的同时，历经艰险勘察了由格尔木入藏的路线，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彭德怀副总理亲自部署，在慕生忠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当即进行抢修。1954年修通了北通敦煌，南抵拉萨，全长1790公里的公路。与此同时，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公路修复任务亦竣工。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公路正式通车。

当年，时为第一野战军民运部部长的慕生忠将军率领一干人马，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艰难地将青藏路向拉萨推进。在修青藏公路之前，当年的格尔木荒野茫茫，人烟稀少，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没有城镇的实际含义。后来修路修到格尔木，有人问慕将军：格尔木在哪儿？将军便找了块木板往地上一插，说了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格尔木就在这儿！大概也就因为此，后人便将慕生忠将军称作“格尔木之父”。

慕将军当年插木板的地方，如今已是一座20万人口的西北重镇，通往西藏的铁路也已经修到了这里，为它带来了来来往往的淘金者、旅游者和探险者，热热闹闹。城市的一隅，慕生忠将军当年呆过的一座二层小楼，却很少为外来者所知道。在一天下午的半个多小时里，我是唯一的外来者。除此，就是几个格尔木的后代在楼前的空地上奔跑。当年慕将军叫人种下的柳树，现在已成参天大树，抵御着常年刮来的西北风。为了纪念慕将军，今天的格尔木人叫它“慕公柳”。

由格尔木再前行，青藏公路便转向西南。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青藏公路。由此，经西大滩、昆仑山口、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山口，人们才能进入西藏境内。

过去，出了格尔木，沿途尽是荒芜人烟的不毛之地。当年慕生忠将军率筑路大军前行时，便一路将地名起下去，诸如今天还在使用的不冻泉、开心岭、风火山、五道梁、盐桥，皆出自慕将军之口。

在扎西的心目中，保护好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是他最大的愿望，“让自然的精灵自由地奔跑”，这也是对牺牲了的舅舅的最好报答
车过昆仑山口，4767米的海拔并没有使人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山口一侧，一座刻有“昆仑山、海拔4767米”等字样的石碑被过往的人们系满了哈达和经幡。石碑的一侧，是索南达杰的纪念碑。

索南达杰，我心目中的英雄。这位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的书记，率领他的野牦牛队，开启了可可西里反盗猎活动的先河，并和盗猎分子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车下昆仑山，便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块位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交界地带的土地，是国内野生动物聚集数量最多的地区，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无人区和保持最佳原始自然状态的地区。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独特的高寒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多样性的生物群落为青藏高原所特有。

对一般人而言，知道可可西里是因为藏羚羊。这种世界濒危野生动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可可西里地区至少在10万只以上。但从80年代以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股“沙图什”（藏羚羊围巾）热，由其带来的巨额利润引发了十分严重的盗猎和走私，致使可可西里野生藏羚羊的数量急剧下降，现已减少到5万只左右。

过不冻泉向前，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前高高飘摇的红旗便出现在视野里。在这里，我见到了留守在站里的扎西。这位20岁的藏族青年是索南达杰书记的外甥，他领我参观了保护站的荣誉室，用简洁的语言向我介绍他们为保护藏羚羊所做的工作以及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帮助。在扎西的心目中，保护好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是他最大的愿望，“让自然的精灵自由地奔跑”，这也是对牺牲了的舅舅的最好报答。

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我还见到了另一位年轻人——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姓许的研究生。作为志愿者，这位来自浙江海宁的26岁的小伙子休学两年来到了可可西里，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不希望再看到野蛮的盗猎者屠杀无辜的精灵”。在这两位年轻人的生活里，寂寞是他们的最大敌人，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时候：“进不了山，看不了电视，只能呆呆地坐在窗前，长时间地凝视着外面苍茫的雪原”。

问他们有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告别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继续前行，两边多是草原，一泡一泡的水面闪亮在其中，神秘的藏羚羊也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尽管只有两只，尽管离我们的距离只有四五百米，但这些曾被盗猎分子肆意屠杀的精灵见到我们的汽车已不再惊恐。

车过楚玛尔河大桥，一群野驴在河边饮水、戏耍，全然无视过往车辆的存在。于是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但愿这里的宁静永远不要被刺耳的枪声打破。

强烈的紫外线的照射和漂泊不定的生活使得藏族人大部分有着黝黑的脸庞。在高原强烈的阳光下，她那洁白的牙齿和真诚的笑脸成了最好的风景。这样的微笑，这样的风景，只有在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才能看到
去西藏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唐古拉山口会有人居住。

动身之前，看过一些关于青藏高原和西藏的文章，印象最深的，便是那里的缺氧和自然条件的恶劣。比如说，在那里走路要慢慢走，说话要小声说，千万不能激动；比如说，在那里千万不能感冒，否则极易转化成肺水肿，会有生命危险，等等。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尽管觉得文章作者有夸张的成分在里头，但也决不是危言耸听。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在目前还不适宜人类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