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中的谜 散落在川藏区的神秘星形碉楼

不高兴

一个你能看见却解不开的谜

这些形制完全不同于我曾见过的碉楼激起了我的好奇，到底这些谜一般的建筑是怎么回事？我决定去调查，然而调查越深入，碉楼就越神秘。

在成都我和一些学者朋友研习了几乎所有建筑方面的文献，最后确信，虽然有很多对碉楼的研究，但都是在研究某些碉楼所在地区时顺带提到了这种奇特的地方建筑，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些古碉楼，更没有人确知其历史。

甚至在最近出版的五卷本共3000页的《中国民族建筑》丛书里，也仅有寥寥数笔谈到碉楼。书中只提到一座马尔康的星形碉楼，说该碉楼建于1887年。如果这座碉楼是如此晚才修建的，那么在其修建时就应被记载了。我感到越来越迷惑。不过，这本书里倒是多次提到羌族的“碉堡文化”。

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嘉绒藏区境内满山的碉楼是金川土司在第一次金川战役大败清军的原因。为此，乾隆特意在今天北京植物园的地方按照嘉绒藏区的碉楼修建了3座碉楼，（摄影/成晓露）进行军事上的演练，以找出对付碉楼的方法。

今天当年的许多藏区碉楼多已被各种原因毁掉，像这座1930年由美国探险家洛克在九龙县城大铺子村拍摄到的古碉早已经完全消失了。

当地居民、政府、学者，甚至19世纪进入此地的西方探险家都知道，“民族走廊”上散落着一些古碉楼。

但为何这些高大的古代星形、石砌碉楼尚未在地图上标志过，没人科学地测算过它们的始建年代，甚至也没人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建筑现象进行研究呢？

也许是因为人们都知道碉楼是中世纪极常见的一种建筑，因而易于将其仅视为“一些石头建筑”而忽略。没人认识到这些形制独特的碉楼是独一无二的，也没人意识到其数量之众，分布之广。

现在碉楼是一个你能看见的谜。你能看得见是因为，这些区域新近修建了大量公路，很多碉楼在公路上就能看见，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数十座成群的碉楼，令人惊叹！碉楼大都高达30多米，最高的甚至有50米。

实际上，因为仅存少数口述传说，没有书写历史，碉楼虽然看得见，却仍是个谜。当地人虽保留着诸多互不相通的语言和方言，却没有文字。

相信碉楼的传奇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传奇的西方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曾于19世纪到四川探险，她在自己的书中（1889年出版）曾这样提到过碉楼：“村民们说这些碉楼早就在那，已没人能记得这些碉楼是做什么的用了。”

其实不仅是碉楼，甚至整个碉楼所在地的历史都笼罩在神秘之中。数百年来，这个如今以“民族走廊”闻名的“无人之地”，曾是吐蕃和中原之间的蛮荒地带，居住着许多文化、语言不同的“野蛮”部落，他们各自建立了独立的王国。

中文典籍我所能搜集到的仅有些模糊且支离破碎的信息。然而，我们了解到至少在一千八百年前，就有些部落已掌握了如何修建高层独立石碉楼的技术。据《后汉书》记载：那些高达40米的碉楼是由居住在今成都西北部深山里的冉（ranlong）人和岷江上游的羌部落修建的。而住在西藏高原南部的“孟”部落也是高碉楼的建造者。

修建碉楼的原因通常被归为防御，实际上碉楼也是身份的象征。《汶川县志》记载，陈王朝（公元557-589年间）末代王后在苏村生下一个孩子，村民为此就在村里修建了七层碉楼。《隋书》和《新唐书》里只言片语谈到了“东女国”，女王则居住在9层高的碉楼里，还提到“附国”境内有很多碉楼。孙宏开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碉楼在《汉书》中被称为“邛笼”，这是羌语的汉语译音。从《隋书》开始，碉楼先被称为“巢”而后称为“碉”。至今它们仍然被称为汉语中的碉、碉房、碉楼。所有这些词在中文里都有防御之意。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我还使用碉楼的古羌语名称“G-rong”。牟子也认为：古时因为战争、联盟和迁移，部落的数量、名字及其王国的领地都不断处于变化中，因此不论是中文，还是藏文古代典籍都难以描绘出一幅碉楼历史的清晰画卷，只留下些零星模糊的信息。为了找到可靠的线索，我勘察并研究了几乎所有碉楼，但大部分工作是徒劳的。

我开始穿越碉楼地区的旅行，通常是搭公车，这是与当地人交流的一条捷径，便于询问公车司机、旅客、僧侣和朝圣者，以寻找碉楼的任何线索。我经常被带到一些只有泥碉的地方，有时则什么也没有。碉楼一旦坍塌，石头便被村民拿来修新房。

每年我都要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之间穿梭考察两到三次，那上百座零星散布于连绵不绝且路途艰险、遥远的群山山麓间的碉楼便越来越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有的坐落在村里，有的守在山谷入口，有的则耸立在高山之巅。有的地方，绝大部分碉楼是方形的；有的地方，则几乎都是星形的碉楼（如五角星那样有内外角形状的）。

从一座顶部破损的碉楼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碉楼的星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