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圆明园

不高兴

10月18日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苍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盛时的圆明园将以何种方式再现，这是专家学者们几十年来不断争论、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2008年的人文奥运中，圆明园将以怎样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重建圆明园等于制造一堆假古董”
圆明园被毁是中国人的一段伤心史，是中国人心中永久的痛。1860年侵略者一场大火留下的废墟，仿佛始终在问“怎么办？”

1982年5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将军向社会发出呼吁：“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再现圆明园，使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做出贡献。”这一倡议当即得到人们纷纷响应。

而反对修复圆明园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有人说当年西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结果断送了大清朝；也有人说修复圆明园至少要花100多亿，为国力所不及；还有人从欣赏残缺美的角度反对复建⋯⋯

20年前的圆明园面临三种发展的可能：一是听任园中生产队及农户挖山、平地、填湖、增建房屋，最终使现存的山形水系及房屋遗迹完全消灭，使圆明园变成无迹可寻的一片村落及农田；二是改建为学校、住宅、宾馆、军营、工厂等，将现存圆明园遗址彻底毁灭；三是将现存遗址逐步加以整修，最终恢复圆明园原来园林造景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北京西郊风景区一所大型的园林。

三种命运当然是后者为上。十几年来，海淀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景点的整修和复建，试图使圆明园更像圆明园。然而好的想法未必就有好的效果，加上受资金投入、技术水平、住户搬迁等多种难题的钳制，虽经十几年的努力，圆明园仍未尽如人意。“现在的圆明园，一半是游乐园，一半是垃圾厂。” 这样的批评虽有些尖锐，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时至新旧世纪之交，圆明园又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此时，重建圆明园的呼声依旧响亮，但反对重建的声音已变为主流。梁从诫、邓友梅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向人大递交提案，坚决反对修复圆明园。梁从诫认为：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外国列强侵略我国、肆意毁灭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也是世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如果进行修复，参观者就再也不会有现在的这种感觉；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再是皇家园林的辉煌，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另外，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还是规模上，都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是增加了一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一位法籍华人建筑学家甚至直呼：“重建圆明园等于制造一堆假古董。”


绮春园中的石桥　
为圆明三园内唯一幸存的单孔石桥，桥后建筑为1992年在原址按原样复建的鉴碧亭
复建园中10％的建筑
就在主建派和反建派争得不可开交时，《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正式出台，这场持续了近20年的有关圆明园建与不建的论战，似可暂时告一段落。

总体规划的要点，一是动迁遗址内的居民、单位以及与遗址氛围不符的游乐设施；二是对建筑遗址进行清整，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保护措施；三是恢复园内的山形水系和植被；四是恢复园路、桥涵和少量功能需要的亭、台、轩、榭、值房及作为出入口的圆明园与长春园的宫门，以及今后用以陈列圆明园文物的“含经堂”。

这是20年来主建派和反建派不断争论而产生的一个折衷方案，也是各种矛盾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实早在1983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定名之初，便已隐含着遗址与公园的矛盾征兆。

当时文物考古专家提出圆明园应当叫“圆明园遗址”，不应叫“圆明园遗址公园”，因为遗址和公园两者本身就是不相容的。遗址本身讲究保护，尽量避免人为的扰动；而公园需要经营，需要大量的人流，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而2000年出台的这项法定文件再次重申遗址公园的性质，圆明园只能保持遗址状况，不可能恢复昔日繁华的历史风貌。

但考虑到这么大的公园，如果全是遗址没有建筑，游人进来后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也着实有些不合情理，故规划最后决定，园中建筑物的建造本着“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恢复少量功能需要的亭、台、轩、榭、值房等古建筑，数量控制在古建筑遗址总面积的10％以内。

现在园内居民已基本拆迁完毕，其它整修保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唯有10％的复建控制指标，还不时引起人们的猜测。这10％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鼎盛时期圆明三园的总体格局。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
自从辽南京、金中都定于北京后，几代王朝在北京的建设便各有偏重。元朝全力建造大都新城，明朝偏重构筑宫殿，而清王朝则对营造山水园林兴趣浓厚。北京西郊蜿蜒的群山、充沛的水源正是兴建园林的理想之地。清王朝统治者是来自关外的满族人，尚保持着祖先驰骋山野的骑射传统，嗜爱大自然的山川林木。定都北京之初，他们不习惯北京的炎夏气候，也不喜欢常年深居禁宫，曾有择地另建避暑宫城的拟议。康熙初年，北京大内遭火灾后重修，为了防火，也可能为了防范暴乱而将各宫院之间以高墙隔绝开，形成许多封闭的院落，颇不适宜于居住。康熙皇帝更有心选择一处清静空旷的环境另建“避喧听政”长期居住之所。只是当时南方尚在用兵，政府财力不足。待到康熙中叶三藩叛乱平定后，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政府财力渐渐充裕，于是康熙立即着手修建清代第一座离宫型皇家园林——畅春园。后又在畅春园以北相去不远，为皇四子（后来的雍正皇帝）修造圆明园。

乾隆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喜好野游，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他曾经6次南巡江浙，多次巡游热河、盛京（即沈阳）、五台、岱岳和盘山等地。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山水园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

紧邻圆明园东墙的长春园始建于乾隆九年（1744年），十六年（1751年）初步完成。1772年，绮春园又在圆明园的南面初具规模。至此，在康熙以来百余年间所积累的丰富园林设计和施工经验基础上，圆明园造园艺术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以圆明园为主体的圆明三园由此走向鼎盛。

盛时圆明园遍布着数以百计的风景点，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1万平方米。现在确定复建的比例不能超过10％，即控制在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复建将以服务设施、游客中心等功能建筑为主，园林古建景观并不占主导地位，除将要复建的圆明园大宫门、长春园二宫门及含经堂外，园中已建的五六千平方米建筑也是包括在内的。